监管的过度与不足——再谈幼儿园安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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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监管不足与监管过度之下，红黄蓝既避免了虐童事件带来的短期风险，又仍能享有长期的监管“红利”。

红黄蓝虐童事件后，美股红黄蓝教育暴跌近48%，似乎美国资本市场，也在替中国孩子打抱不平。不过，随着虐童事件被定性为单一事件，相关新闻被人为弱化，红黄蓝股价迅速回升。很多中国人开始谴责资本的不道德，转而把希望寄托于红黄蓝公司的股东对红黄蓝发起的集体诉讼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中国中产的软弱、犬儒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实际上，即便股东胜诉、获赔，那也与正义无关，更重要的是，由于各地虐童事件始终缺乏顶层制度层面的响应，中国幼儿安全，仍然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善。目前，短短20天，红黄蓝事件就已经几乎从中国舆论场消失了。中国人的记忆不应该只有20天，相关问题还需要深入讨论。

监管过度与监管不足

准入门槛的存在，会诱发寻租，而寻租之后，监管自然会不足。所以，监管过度与监管不足，看似矛盾，其实却是一个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。所谓资本市场的不道德，其本质是同时存在的监管过度与监管不足，支撑了红黄蓝的市值。

幼儿教育的准入门槛高，相关资质十分难取得。目前的准入，是资本密集型与人脉密集型的，比如对户外活动场地的要求，在一线城市，就极大地提高了资金要求。而且，即便有了资金，也仍然需要深厚的关系，携程亲子园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携程这样的大企业，要钱有钱，要地有地，尚不能独立开办，以没有资质的理由被叫停，只能与妇联下属单位合办。

这种过高的、何不食肉糜式的准入门槛形成了卖方市场，导致了行业竞争不足，不但造成一园难求，也进而导致服务质量下降。一个有趣的例子是，在农村，在二三线城市，幼儿园竞相安装实时视频摄像，取悦家长，而在大城市则相反。所以，过度的监管形成的准入门槛，导致了红黄兰的长期竞争优势，使其被资本市场看好。

对政治冷感，只愿看到正能量，试图用钱进行自救的中产，再一次被拉进了和农民工同样的陷阱。

监管过度的另一面是监管不足。毋庸讳言，中国的幼儿看护、幼教行业中，一些“管教”技巧长期流传。这只要参与这个行业，红黄蓝必要遭遇这个问题，这是一个长期性、普遍性、系统性的问题。当监管不足，未能落实师资资质、配比要求时，红黄蓝就可以为了节约成本，聘请资质不足的老师，疏忽管理环节。这一方面导致它更大概率的遭遇事故，但与此同时，长期盈利提高，自然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。

监管不足的另一个表现是，在红黄蓝事件中，责任最后被归咎于一个老师。且不说，一个老师长期独立实施这种“管教”不被其他老师发现的可能微乎其微。即便是员工单独行为，红黄蓝作为企业，管理不力，却不用承担相应的责任，这是一种明显的监管不足。对于监管不足，红黄蓝判断得很准，预测事情会被定性为员工一人作恶的独立事件。这个事件定性，解除了红黄蓝在资本市场的短期风险。

所以，在监管不足与监管过度之下，红黄蓝既避免了虐童事件带来的短期风险，又仍能享有长期的监管“红利”，提高利润率，那么，所谓的资本市场不讲道德，实质上就是对这种监管状态的客观反应。遗憾的是，舆论把问题指向了资本做恶、企业作恶，虽然也不算错，但却放过了更深层次、更根本的，管制“过多”与“不足”。这并不利于从顶层制度设计层面解决这个问题。

如何监管？

一般认为，管理分为事前、事中与事后三个环节。事前措施上，可放宽资本与场地要求等资本密集型与人脉密集型准入门槛，收紧从业人员资质、师生配比。放松门槛能形成竞争；加强从业人员资质，不但能提高看护人员的应对幼儿的技巧，同时也能帮助从业人员调整心态。当然，幼儿园全部聘请有资质的老师并不现实。不过，所有的幼儿教育专家都强调，爱心是幼儿教育的第一素质。幼儿家长都有这样的经验，那些孩子特别亲热的老师，都是有爱心与热情的，这往往出自于天性。某种程度上，一个富有母性、充满爱心，喜欢孩子的高中学历老师，好过一个脾气暴躁的硕士生。爱心，除了职业道德，更与一个人的性格、耐心、母性，乃至激素水平有关，所以，严格的第三方职业性格鉴定与准入，可以帮助寻找到人群中那些富有爱心与母性的人，成为一种合格的师资来源。事中监管方面，除了北京的督学制度，建立家长轮流入园制度、摄像头定向向家长直播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事中实时监管。在事后措施上，可实施职业违规禁入制度、企业惩罚性连带责任。企业知道事情会导致重大损失甚至倒闭，自然不会松懈，在人员配备、素质与监管上都会提高。

监管到位了，红黄蓝们面对的市场竞争加大，自然会传导到企业内部管理上。另一方面，加强师资准入，不但幼儿安全水平会提升，老师的工资自然会提上去。而不管是竞争加大，还是成本增加，自然也会反映到资本市场中。

被误解的实时摄像

在以上诸多措施中，最充满争议的是实时摄像。首先，撇开监管上的好处，家长随时看到幼儿，是一个天然的、正当的需求——那么小的孩子，谁不想随时能看到呢？

从管理上看，实时视频的好处在于家长参与管理。红黄蓝事件已经告诉国人，没有家长参与的制度，一定过会在关键时刻失效。硬盘会坏掉，在监管部门的实时备份，也不会出现。本质上说，这是把管理行为转移给家长。实际上，国人所寄希望的在没过发起对红黄蓝的诉讼，正是出于把监管行为、成本从政府部门移交给股东的思路。因为，只有股东才最重视自己的利益，同样的，只有家长才会最重视自己的孩子。

从外部环境看，幼儿园所处的社会外部环境、整体观念、从业人员素质，甚至政府的相关公共服务，都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提升，如前述的各种制度，实施起来也绝非一两年就可以落实，但是，技术却可以在短期内，单兵突进，迅速提升，进而带动行业管理水平。让家长手机可以随时查看孩子的情况，是非常成熟的技术，小蚁、360都针对相关场景推出过产品，这是在一周内就可以完成的事情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孩子的安全等不起，视频是一个不那么完美，但却迅速、有效的，单兵突进的方法。

然而，遗憾的是，三个严重的观念误区妨碍了公众对这一措施的接受。

第一，隐私忧虑。
首先，只要排除关键场景，并不存在隐私问题。其次，从技术上防范并不能难，比如小蚁就是可以通过密码控制观看者的。而且，即便被偷看了，也仅仅是幼儿园日常，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成本。再退一步，童星的视频到处都是，家长也未见的担心。曾经有家长担心黑客侵入，把儿童智能手表取下，有人说，到底是黑客入侵你家孩子的手表的可能性大，还是你家孩子走丢了的可能性大？答案一目了然。

第二，意识形态先行的反对。
有人觉得摄像头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，是对公民的侵犯。摄像头是工具，是中性的。比如，公共场所的摄像头，是公民让渡权利，但公民手中的摄像头，手机，在警察执法的时候拍摄，这是公民权利的增加。市场本是会提供这个服务的，但由于准入限制市场，或公立幼儿园强势，不提供这个服务。所以，家长看实时视频，本质上是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，是公民权利的增加，由此，反对增设这个服务，不但没有增加公民的权利，反而降低了公民的权利。恰好相反，幼儿园铁门关上，家长被迫与孩子隔绝，这种状态才带有浓重的“必须相信组织”的意识形态色彩。

第三，强迫的信任。
幼儿园的问题，首先在于幼儿无法识别、评价服务，那么，让有识别能力的家长直接看到服务，是一个天然的需求。这与信任无关，服务购买者了解服务质量，只是市场的基本规则。在幼儿安全问题频发的当下，不能把幼儿园以教育的理由神圣化，如果这样，公众也不能抱怨医生的病历潦草产生的不透明。更重要的是，幼儿安全问题的本质，是不能言说、不能表达自己、在心智与体力上都毫无反抗能力的幼儿，与成年人之间的关系问题。显然，有了这个认识，就能明白，孩子的安全不能托付给人性的善，而是要防止人性的恶。家长把孩子交给了一个机构，由此产生的信任义务，绝不是：“既然把孩子交给了幼儿园，就必须信任”，而是，“既然把孩子交给了幼儿园，幼儿园就有义务，证明自己是可信任的”。在安全问题此起彼伏的当下，完成这种义务最简单的办法，就是实时的视频。这个需求或许会对老师造成困扰，加大他们的劳动强度，但是，这也意味着服务的提高与工资的上升，更何况，幼儿园可以通过拒绝入园来避开麻烦的家长。

所以，实时的视频，是应该的，也是唯一能立竿见影保障安全的办法。